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网络亲社会行为又称网络利他行为，指的是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使他人受益而行动者本人无明显自私动机的自愿行为(彭庆红，樊富珉，2005)。国内研究已发现来自网络的社会支持越多，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越多，进而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自尊、希望、主观幸福感等(郑显亮，王亚芹，2017；郑显亮，赵薇，2015)。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与各心理变量的关系探讨上，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以问卷为主的研究方法难以探究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未来研究一方面需要在系统探究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的基础上，同时重视提高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实验研究。

　　青少年网络自我表露。网络自我表露的工具以即时通讯类应用为主，即时通讯类应用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此类应用可以用于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Ellison，Steinfield，& Lampe，2007)。在网络通讯中，个体可以采取发布动态、上传照片、更新日志等方式将与自己有关的信息告知与其交流的对象，这样的信息交流过程被称为网络自我表露(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2013)。国内已有研究表明，自我表露在青少年社会性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还可以通过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友谊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孙晓军等，2017；王伟，王兴超，雷雳，付晓洁，2017)。尽管研究主要关注了自我表露的积极影响，但其负面影响同样需要重视。2017年6月，“蓝鲸游戏”与“人体刺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青少年以社交网站为媒介，采取自残、自伤的方式进行自我表露，以期达到调节负性情绪、获得社会支持的目的(徐碧波，谢涵，2017)。然而，目前有关自伤行为展示的研究均来自国外，但我国互联网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鲁婷等，2016)。针对青少年自我表露的现状开展系统性研究，探索利用这些自我展示内容帮助青少年的方法，对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具有长久意义。

　　2 国内外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对比

　　根据2016年Thomson Reuters文献引用报告，《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的五年平均引用量达2880篇，这在互联网心理与行为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因此本文以此期刊作为国外研究参照。该期刊将计算机视为人类行为形成与表达的媒介，探究人类与计算机的交互影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计算机的使用，包括探索计算机在实践、学习、研究、生活中的运用以及计算机对人类发展、学习、认知、个性和社会交往等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

　　已有国外学者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1991-2015年该刊物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已有的互联网心理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社交网络的使用与满足、互联网与人类行为、计算机态度的性别差异、网络合作与知识分享以及计算机辅助学习等五大类型(Voner，Koko，Zavrnik，Zavrnik，& Zavrnik，2016)。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分析国内外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国内外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的共同点及差异。

　　从引用率来看，“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位列第一，“Incidence and correlates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位列第二，两篇文章分别从理论背景和影响因素两方面探究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国内研究与此相一致，有关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干预方案等内容的成果较多，，且内容广泛，在此不再赘述(见本文1.2青少年网络成瘾)。青少年网络成瘾研究既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的需求，也体现了当代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随着智能手机与智能设备的普及，近三年来国外已经将网络成瘾研究主题逐步从网络游戏成瘾向社交网络成瘾转移。根据美国精神病学DSM-V为依据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社交网络成瘾指个体因长时间使用社交网络，导致不自主的延长使用时间，最终带来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困扰。研究发现，青少年社交网络的成瘾性使用与心理困扰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uller et al.，2016)。大量研究表明，青少年社交网络成瘾多导致抑郁症状(Wright，2013；Elphin最新变态传奇世界页游 & Nollen，2011；Park，Kee，& Valenzuela，2009)。已有的社交网络成瘾研究多集中在国外，目前国内尚未得以良好开展，这或许与缺乏有效可靠的本土化量表编制及更新有关。钱铭怡(2006)编制了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倾向量表，将依赖倾向分为依赖性、关系卷入、交流获益、健康使用四个维度，且信效度良好，为青少年社交网络成瘾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该量表编制至今已有十余年，当时智能手机和智能设备还未普及，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适用性不高。编制更符合21世纪的青少年社交网络成瘾问卷，是国内心理学研究者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社交网络的应用对个体成长也会起到促进作用，在青少年转型期(刚刚进入大学生活)，社交网络的使用使得个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适应得到了良好的发展(Thomas，Briggs，Hart，& Kerrigan，2017)。网络社交的使用与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关系较为复杂(Singleton，Abeles，& Smith，2016)，如何指引青少年适度合理的使用社交网络，促进青少年健康的生理、心理发展，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Voner等人(2016)发现在互联网与人类行为这一领域，青少年这一关键词与网络欺负联系紧密。从国外网络欺负的现状来看，网络受欺负者的社会心理处境不容乐观，超过半数的青少年曾受到过网络欺负，然而绝大多数青少年并未向自己的家长或老师报告这样的遭遇(Li，2007)。另一项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遭受传统欺负的青少年更倾向于成为一名网络欺负的实施者，网络的匿名性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发泄提供了途径和保障(Jang，Song，& Kim，2014)。网络欺负的主体可以分为欺负者、受欺负者以及旁观者。在国内已有的研究中，更多将关注点集中于欺负者身上，而忽视了在这个过程中的旁观者，网络作为一个开放式、共享式的媒介，我们非常容易卷入到网络欺负这样的事件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是“施暴者”，也不是“受害者”，更多是旁观者。国外已有研究表明，在没有其他旁观者的情况下，个体更愿意提供帮助，且低道德推脱的个体有更高的帮助意愿(Song & Oh，2018)。另有实验研究发现，网络欺负旁观者更倾向于直接对施暴者而非受害者进行干预(Dillon & Bushman，2015)。然而这类研究国内还相对缺乏，如何减少欺负行为，提高对受欺负者的保护行为，未来还应从这些视角来拓展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