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斯多帕

　　每年都有著名的英国剧团来华访问，英国文化委员会往往把这些剧团视为英国文化的使者。伦敦西区的剧院之多是一般中国游客难以想像的，看戏历来是英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产生莎士比亚的国度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剧作家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实验大师，他们每有新作上演，伦敦街头和地铁站就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宣传画，因此他们在英国也是公众人物。
　　汤姆·斯多帕（或者称汤姆爵士，1997年受封）是英国当代剧坛最杰出的大师之一。鉴于斯多帕已拟定于明年晚春初夏的时节来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组织的文学论坛，笔者受《环球时报》的委托，趁访问英国之机有幸拜访了他。访谈在伦敦切尔西地区有名的比本登姆餐馆进行，一杯浓浓的卡普奇诺后，这位不久前作为英国名人之一受女王接见的剧作家向笔者展示了他妙语连珠的本领。
　　年幼的漂泊者，在英国文化中找到家园
　　汤姆·斯多帕原名托玛斯·斯特劳斯勒，于1937年7月3日出生于捷克的泽林，父亲是当地一家跨国鞋业公司的医生，祖上有犹太血统。1939年5月，欧洲的战事已箭在弦上，出于种种原因，斯特劳斯勒医生偕家人到公司设在新加坡的分厂工作。到了新加坡这块英国殖民地，托玛斯和他的哥哥彼得每天坐黄包车到一所英国修女办的幼儿园上学。二战爆发后，日本想取代英美成为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霸主，新加坡战略地位特殊，是日本轰炸机的首选之地。1942年1月，斯特劳斯勒夫人带了两个儿子在美国当局安排下登船逃难，几经转折，抵达孟买。想不到捷克那家鞋厂在印度东北部城市大吉岭也有分店，，于是斯特劳斯勒夫人北上大吉岭为鞋店工作，托玛斯和彼得则进了一所当地的美国教会学校求学。留在新加坡的斯特劳斯勒医生下落不明，极有可能在1942年2月死于日军炮火。1946年，斯特劳斯勒夫人与一位英国陆军军官斯多帕少校结婚，并随他移民英国。才9岁的托玛斯·斯特劳斯勒正式更名为汤姆·斯多帕。
　　斯多帕的童年几乎具有传奇色彩，他所生活的地区又是各种文化、语言的交汇处。从捷克的泽林到新加坡、印度和英格兰之旅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但在这段时期他接受的教育始终是英语教育。“英语是我的母语，”他强调说。
　　成名作：哈姆雷特是配角
　　1954年斯多帕离开中学，对所谓的学术全无兴趣。他一出校门就到一家报馆当记者，不几年功夫就因长于戏剧评论在报界颇受器重。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英国戏剧界正在积蓄力量，到了60年代，戏剧已成为当代英国文学史上极为醒目的文类。1955年，萨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名剧《等待戈多》在伦敦公演，第二年，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是英国戏剧复兴的先声，而作者本人成了文学史上“愤怒的青年”的代表。当时品特、威斯克和阿登等年轻剧作家正在崛起。用
　　斯多帕自己的话来说，“1956年以后，我那一代想搞创作的人都想写剧本”。在这样的氛围下，要脱颖而出格外困难。
　　斯多帕的成名之年是1966年。这一年他惟一的一部小说《马尔奎斯特勋爵和月亮先生》问世。但正给他带来声誉的是在爱丁堡戏剧节上演的剧本《罗森克兰兹和基尔滕斯坦死了》。该剧后来又到伦敦、纽约演出，大获成功。不到30岁的斯多帕突然发现自己已是文学史上要留名的人物。剧中两位主角本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边缘角色，他们是哈姆雷特的旧友，奉僭王、哈姆雷特的叔父之命前来了解哈姆雷特“发疯”的起因，后又带密信将哈姆雷特送往英国，密信里请英王将他处死。哈姆雷特修改了密信，并趁海盗来犯逃脱，他的那两位朋友到英国后莫名其妙地被英王处死。在斯多帕的剧中，罗森克兰兹（罗斯）和基尔滕斯坦（基尔）在无法抗拒的外力作用下卷入一场血腥的纷争，他们通过一出戏中戏预感到自己将受命运的播弄，成为这场纷争的牺牲品。
　　结尾处戏中戏的悲剧演员们以高明的技巧演出死亡的种种形态，舞台灯光转暗，罗斯和基尔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改写像《哈姆雷特》这样的名剧非得大手笔，不然非常容易弄巧成拙。斯多帕得到无数喝彩，也与当时荒诞派的巨大影响有关，剧中两位主角的关系使观众想到《等待戈多》中的“狄狄”和“戈戈”，但斯多帕的语言读来更有滋味。
　　好莱坞的“脚本医生”
　　斯多帕并不认为“荒诞派”的帽子能戴到他的头上。“一位剧作家的发展之路从来不是条直线，”他说。在去年出版的斯多帕传记《双重行为》中，作者伊拉·纳德尔也曾
　　引用他的一句名言：“我着迷的东西太多，以至不可收拾。”
　　使斯多帕着迷的不仅仅是莎士比亚、王尔德和贝克特（或皮兰德娄），他一度非常关注东欧的政局和那里文学家的处境，并与捷克总统哈韦尔有很深的交厚。他的有些作品如《好男孩就得偏爱》（1977）、《道格的哈姆雷特》和《凯霍特的麦克白》（1979）就以东欧国家为背景。去年他的新作《乌托邦的海岸》由伦敦费伯公司出版，该剧分为可以独立成篇的三个部分《远航》、《海难》和《救援》，也许应称为三部曲。据说他本想写英国犹太裔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1945年的一次会晤，后来大概是读了伊格纳提耶夫的《伯林传》（1998）和伯林的《俄国思想家》一书，对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兼浪漫的流亡者产生兴趣，全剧随巴枯宁、赫尔岑、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的生活故事而展开。
　　说到来中国，斯多帕特意提到他1986年的上海之行。好莱坞想根据拜拉德的布克奖提名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1984）拍电影，请斯多帕执笔脚本。这部小说讲述的是英国孩子吉姆二战期间在上海的遭遇，斯多帕早年曾经历战乱，由于这段特殊经历，他对吉姆的故事感受很深。电影开拍前，斯多帕与导演斯皮尔伯格赶到上海“体验生活”。斯多帕说，走在上海街上，仿佛置身于足球场的看台之中。“要使这么多人有饭吃、有工作做，实在太难了。”
　　与斯皮尔伯格合作绝非易事。这位导演对斯多帕的语言才能是非常佩服的，他曾称斯多帕为“脚本医生”。他的几部大片（如《印第安那·琼斯》和《辛德勒的名单》）脚本曾由斯多帕润色。斯多帕在好莱坞成为明星，是他与马克·诺曼合作的《莎翁情史》获1999年奥斯卡最佳脚本奖。那年斯多帕去纽约，一天晚上叫不到出租车，就跳上第八大道的一辆公共汽车，不料没带零钱，正想下车，一位女乘客认出了他，抢着为他买票，其他4位女士也打开钱包，不甘落后。这也算是他在纽约的“艳遇”吧。▲



    《环球时报》 (2003年11月28日 第二十二版)

　　《莎翁情史》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