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个古老而现实的话题，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探索从未停息过。
在中国古代，战争模式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是讲究礼仪的贵族式打法：春秋时期公元前638年，在宋楚泓之战中，在楚军没有完全渡过泓水，而宋军早已排好阵列、在兵力上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襄公不顾司马子鱼的进军建议，一直等到楚军完全渡河，宋军才发起进攻。最后宋军战败，宋襄公负伤。国人都责备宋襄公，问他为何拒绝司马的谏言，他回答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子鱼论战》）
意即：君子不再杀伤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代用兵的道理，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我即便打了败仗成了亡国之君，（也）不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

宋襄公像，引自清嘉庆元年版《绣像春秋列国·新增西周演义》。
而到了战国，随着参战方和战争规模的增加，战争模式变得更加复杂惨烈，贵族式战争被以杀伤对方有生力量的残酷歼灭战所取代，战争演变成了只要能取得胜利，任何行为都不受限制。
就像哲学家罗素所说的：战争无法裁定哪一方是正确的，只能确定哪一方幸存了下来。
在古代中国，面对来自周边的军事竞争压力，为了成为后者，中原王朝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催生了一波又一波军事革新。伴随着战争，是王权易主朝代更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赵武灵王时期开始到康熙王朝，在这历经两千年、二十多个朝代的时间里，在从未停止过的军事压力下，特别是分裂时间不短于统一时间的军事竞争之下，古代中国的军事科技与战术革新一路高歌猛进：
为了对抗机动灵活的北方胡族骑兵，赵武灵王抛弃了统治中国战争史上千年的笨重战车，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独立作战的骑兵军团，这也让赵武灵王成为了中国骑兵之父。

“胡服”类似于西北戎狄的衣短袖窄的服装。图为东汉石刻《胡汉交战图》，原件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但在长平之战中，赵国骑兵暴露了前马镫时代骑兵的最大弱点，即只适合侦查、骚扰、追击败退敌军和破袭粮道这些非核心任务，无法在大规模战争中正面对抗步兵军阵，从而在长平之战中“隐身”。
当作为赵军最大军事强点的骑兵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反而进入了最能彰显秦军纪律性和兵力优势的步兵军团战斗模式，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败也就不言而喻了

长平之战遗址永禄1号尸骨坑局部照片。引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6年发布的该遗址《发掘简报》。
长平之战时，也正处于钢铁兵器与青铜兵器的激荡更迭时代，相对而言，赵军的铁制兵器普及度要高于秦军，但发展尚不成熟的的钢铁兵器在战场上，对发展完备的青铜兵器并未取得明显优势，因此也不足以成为改写长平之战的变量。
在彭城之战中，为了对抗刘邦近60万大军的压倒性兵力优势，项羽亲率3万骑兵突袭彭城，以快制多，最大限度的发挥了骑兵的长途奔袭能力与机动性优势，创造了骑兵第一次大规模歼灭步兵集团的中国战史记录。

彭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为了对抗楚军的骑兵优势，刘邦战后痛定思痛，以原秦军骑兵为班底组建汉军骑兵，以骑制骑，在垓下之战中穷追不舍，逼得项羽乌江自刎的就是这支汉军骑兵。
在汉武帝时代，为了对抗匈奴的骑兵优势，汉武帝也采取了“以骑制骑”的大战略，在“文景之治”积累的雄厚国力支撑下，倾全力发展马政，很快具备了一次性数万骑兵甚至十万骑兵出塞的能力。
即使有了马和骑兵，汉军仍然面临骑射能力远不如匈奴骑兵的压力。为了对抗骑兵的骑射优势，卫青和霍去病率先在汉军中发起了“骑兵战术革新”，不与匈奴人较量他们擅长的远距离骑射，将中原步兵擅长的正面冲击战术移植到骑兵身上。

卫青（？-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位时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侯。
尽管依靠骑兵战术革新，汉军骑兵将匈奴骑兵一路从漠南打到漠北，但战争中损失的大量战马很快又让汉帝国重新面临缺马的威胁，到了汉武帝后期，缺马的现实成了李陵5000步兵出塞的时代注脚，李陵虽兵败被俘，但这支精英步兵在绝对兵力劣势下的顽强表现，却显示了汉军“以步制骑”能力的提升。
在匈奴骑兵的压力下，制弩技术在汉武帝时代发生了一次技术革新，，与秦弩相比，无论在射程、强度还是在射击精度上都有着很大的提升，这也可以视作西汉军工业对匈奴骑射优势的一种极有针对性的回应。在李陵军的最后时光里，弩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倔强，五十万支箭射尽之后，李陵军方才溃败。
在三国时代，为了在北伐时应对曹军的骑兵优势，特别是曹军的精锐骑兵部队“虎豹骑”，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号称“一弩十矢俱发”，曹军大将张郃就有可能死于“诸葛连弩”。
为了解决北伐时的后勤运输问题，诸葛亮还发明了“木牛流马”，如果撇去那些怪力乱神的包装，简单说就是木牛为车，流马为舟，系统性升级了蜀汉的后勤运输体系。

战国弩与汉弩的基本形态，引自《物理与机械志》（戴念祖，1998年）
在两晋南北朝时代，作为骑兵历史上最重要技术革新的马镫率先在中国出现，给了骑兵更大的平衡性，在高速冲击中更不易从马背上跌落。有论者称，这也是中原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优势压力下的一种“回应式”创新，马镫可以减少中原骑兵掌握骑射技术的训练时间，大大加快中原王朝编练骑兵军团的效率。
但如同所有的军事技术一样，马镫的发明是基于中原王朝的利益考量，但一旦发明出来，谁也不能控制它的流向与应用场景。马镫的出现让中国骑兵正式进入了重骑兵时代，“甲骑具装”成为了北朝骑兵最鲜明的特点，这也让骑兵第一次具备了在正面决战中突破步兵密集结阵的能力。